從在外文出版局《人民中國》從事編輯部工作，到在新華社擔任15年駐日本記者，再到成為原文化部主管對外文化交流的副部長，劉德有說，回想一生，在黨的領導下，他只做了一件事——對日工作。“盡管我沒有上過大學，沒有專門搞對日研究的經歷，但黨安排我所從事的各項工作以及各個時期國內外形勢把我推到戰后中日關系的發展歷程之中，使我與日本問題、日本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
“跟著革命的洪流走下去”
1931年，劉德有出生于當時已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大連。抗戰勝利后，旅大地區解放，劉德有參加了工作，并于1952年調至北京。1956年，黨的八大前夕，正在八大籌備期翻譯處工作的劉德有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那一年，他25歲。
劉德有總結，自己對黨的認識和政治覺悟是逐步提高的。
“你是燈塔，照耀著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著航行的方向。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們永遠跟著你走，人類一定解放！……”1946年，劉德有在家鄉參加工作前學唱的這首歌，是他對“中國共產黨”這一概念最早的接觸。
劉德有參加工作前夕，正值解放戰爭取得遼沈戰役的勝利，解放大軍大舉進關之時。雖然沒有經歷過槍林彈雨，但劉德有還是被革命的洪流卷進了革命隊伍中。“當時，對于東北青年來說，也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問題。記得，那時一位大連詩人的一句詩對我的感染和影響很大——朋友，你要站穩了腳，地球在大翻身。參加工作后，我經常想，我一定要站穩腳跟，跟著革命的洪流走下去，就這樣，一直走到今天。”
參加工作一個月后的1949年4月1日，一直處于地下狀態的共產黨在大連公開了。這一天，在大連市文化宮隆重舉行了中國共產黨旅大區活動分子大會。在組織的安排下，劉德有也獲得了出席大會的榮譽。“這是黨對我的信任，對我的培養和激勵。”而這件事，也讓他終生銘記。
至今，劉德有仍珍藏著65年前所寫的《入黨申請書》底稿。在申請書中他鄭重寫道：“我認為，我應該在這個偉大的光榮的時代里，永遠走在前頭……我現在所做的工作是國際宣傳工作。我認為，這個工作是黨的事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而且共產主義事業是同國際主義分不開的。雖然我的力量很渺小，但是我愿意在工作中盡我最大的努力。我深深地體會到我同黨的事業緊緊聯系在一起，我不能夠離開黨。我認識到，我應該成為一個為黨的事業奮斗的自覺的戰士。我愿意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成員，在黨的直接教育和監督下，同人民群眾一道，為了更好地工作，為了徹底完成黨的事業而作不屈不撓的奮斗。我愿意做到像保爾（保爾?柯察金）所說的那樣，把我唯一的生命貢獻給這個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劉德有說，這就是他入黨的初心、動機和原點。
為國家領導人做翻譯
1952年調至北京后，劉德有經常被安排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陳毅、王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做翻譯。“給毛主席和周總理等領導人做口譯，不同于一般的口譯，每一場都很緊張。當時年輕的我，是從‘實習’開始，經歷了從失敗，到接受教訓，再失敗，再接受教訓，直到逐漸熟悉這樣一個過程。”劉德有說，那時，他還是二十幾歲的小伙子，剛來北京不久就擔任如此重要的任務，簡直就像做夢一樣。“一個人的命運，是和他生活的時代不可分的。這樣想來，我只能說我是幸運的。”
這項工作對于劉德有而言，也是接受黨教育的珍貴過程。通過直接接觸偉人，劉德有進一步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也讓他更加注意和關心中日關系的進展和存在的問題，并且接觸和學習到國家領導人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的策略和方針。這也為他之后的外事工作特別是后來到原文化部從事對外文化交流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62年1月2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會見了以鈴木茂三郎為團長的日本社會黨第三次訪華團，劉德有擔任此次會見的翻譯。在談話中，毛主席向代表團著重介紹了中國革命的過程。在談到各個歷史時期參加革命的人數時說，現在年輕的黨員大量增加。毛主席一面說，一面把臉轉向劉德有問道：“你是哪一年入的黨？”
“1956年。”劉德有回答后，毛主席對客人說：“他也是新中國成立后入的黨。”
也是在這次會見中，劉德有聽到了毛主席關于“在游泳中學游泳，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的論述。
在談話過程中，代表團團員、軍事評論家石橋政嗣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問題：“毛主席善于用兵，所以把中國革命引向了勝利。請問，您讀的是什么兵法？是《孫子兵法》嗎？”
毛主席笑著回答說：“我不是靠看書本打仗。靠書本是打不贏戰爭的。我是邊打邊學。”
“您讀過克勞塞維茨的書嗎?”
“革命前沒有讀過。后來讀了。克勞塞維茨的著名論點是‘戰爭是政治的繼續’。”
這句著名的論點，劉德有曾讀過，于是順利地翻譯出來。譯完，他不覺松了一口大氣。
給領導人做翻譯，有時也有譯不出來的情況。周總理向他伸出援手的一次經歷，讓劉德有終生受益。
那是1957年3月11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閣。周總理會見以著名導演牛原虛彥為團長的日本電影代表團。在談話中，周總理說出了一個名字——“Ruan Ling-yu”，到底是哪幾個字？劉德有腦子一片白。
“‘Ruan ling-yu’就是上個世紀20年代在中國紅極一時但又遭受不幸命運的女演員阮玲玉。對于這位超級女明星，中國人太熟悉了。然而，由于我當時還很年輕，況且出生在一度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大連，對于中國內地上海的情況不甚了了，又沒有什么社會閱歷，尤其糟糕的是那個時候我對于中國電影界的歷史和明星漠不關心，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阮玲玉。”
這便如何是好？劉德有心中焦慮，急切地盼望著有誰能助他一臂之力。沒想到，周總理看他譯不出，很為難的樣子，便在劉德有翻譯用的筆記本上，用鉛筆寫了三個字“阮玲玉”。“也許周總理覺得字跡潦草了點，怕我認不出，在本子上又一筆一畫地寫了一遍。我照著漢字譯出‘げんれいぎょく’時，牛原等人頻頻點頭。看來，他們早就熟悉這位名伶。不知道的只有‘不學無術’的我。”
會見結束后，周總理把中方陪見人和劉德有留了下來。說起翻譯中“卡殼”的事，周總理說：“應當讓年輕人懂得歷史，不能割斷歷史。割斷歷史，不好。”“周總理的這一教導，指出了當時社會上一般不重視對年輕人進行歷史教育的傾向。或者說只強調重視革命歷史教育，而忽視進行全面的歷史教育。當然，我理解周總理是教導我要好好學習歷史，增加必要的基本知識。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周總理對我進行了批評、幫助和教育。周總理的批評，一針見血地觸及了我的弱點，同時又給我明確地指出了努力方向，使我心里感到熱乎乎的。”周總理當時留下寶貴字跡的本子，劉德有一直珍藏至今。每次拿出本子，看到周總理的手跡時，劉德有總會感到有一股無窮的力量，在鞭策鼓舞著自己。
獲“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在原文化部工作的十幾年，通過具體實踐，劉德有有意識地重點學習如何正確掌握和貫徹執行黨的對外文化交流的方針政策。劉德有說，這段時間的經歷，為他后來的日本研究工作注入了靈魂。
2018年11月，劉德有獲得了國家從事翻譯和對外文化交流工作的最高榮譽——“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我能獲得這一大獎，感到無上光榮，同時也感到惶恐。我為黨的翻譯和對外文化交流事業談不上有什么貢獻，既沒有顯赫的業績，也沒有驚人之舉。我所做的事，都是我分內應該做的事。如果跟老前輩、先達和同事們的貢獻和業績相比，真是渺小得可憐。但是，黨卻給了我這樣的殊榮，實在是受之有愧。”劉德有說，這一榮譽不屬于他個人，而是屬于曾經與他一起從事翻譯工作和中外文化交流事業的所有同事。
對青年黨員的三點希望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劉德有說，作為一名黨員，作為一個已經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中國人民的一份子，能趕上這樣一個激動人心的偉大時代，他感到無比光榮和激動。
對于年輕的黨員，劉德有有著殷切的期待。“年輕黨員是我們黨的新鮮血液，是我們黨事業的生力軍和接班人，今天年輕的一代人欣逢偉大的美好時代，生活和奮斗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代，以及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而奮斗的光榮時代，該有多么的幸運和幸福啊！與此同時，祖國和人民給今天的中國青年賦予了新時代和新征程的重任，他們無論在什么崗位上，都肩負著祖國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對于青年黨員，劉德有有三點希望：加強黨性，自覺地培養并擔負起我們這個時代應有的責任，樹立勇于完成歷史賦予我們使命的遠大理想；加強黨性，堅定不移地忠于我們的黨，熱愛我們偉大的國家和偉大的人民；加強黨性，刻苦努力學習，不斷提高政治和業務水平，加強自我道德、科學、文化等修養，永遠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
“如今，世界已經進入數字化、信息化、人工智能化的新時代，我愿意在習近平同志號召的‘孺子牛、拓荒牛、老黃牛精神’鼓舞下，努力學習，不斷學習，做到‘有一份熱，發一份光’，繼續為黨的翻譯和對外文化交流事業以及培養青年一代的工作盡自己一份微薄之力。”劉德有篤定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