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5日，原文化部外聯局黨委書記、副局長蒲通與青年代表們分享對外文化工作經驗和體會，他精神矍鑠，談起過往經歷時記憶準確、思路清晰。
學生時代：打下外語基礎，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蒲通于1971年初中畢業后，進入北京師范學院附屬外國語學校（俗稱“白堆子外語學校”）學習法語。當時學校開設了英、俄、法、西、日、阿、德7個語種，配備的師資力量也比較強，其中部分年輕老師是在1960年代中期畢業的優秀高中生，經選拔被國家派往國外留學，后回國任教。白堆子外語學校的老師們語言能力和教學水平都很不錯，幫助他們打下了比較扎實的外語基礎。
1973年12月，在從白堆子外語學校畢業前夕，蒲通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說：“在那個年代，入團也好，入黨也好，都是年輕人最美好的愿望，大家都在為實現這個愿望而努力。”1974年初，蒲通被分配到原房山縣長陽中柬友好人民公社文教組工作，并在附近的一所小學兼任法語課教師，后來全職在公社文教組工作。他年紀輕，經常代表文教組參加公社的中心工作，曾經擔任整黨工作隊、農業學大寨工作隊和抗震救災工作隊的成員。1977年恢復高考后，他滿懷憧憬，內心忐忑地報了名。由于處在特殊時期，學校學習不完整也不系統，且畢業后4年忙于工作，高考前只有短短15天復習時間，蒲通的高考成績并不理想。但得益于外語成績較好，以及北京市對報考外語院校專業成績比較好的考生提供特殊政策（凡是政治、語文、史地三門180分以上，且外語筆試95分以上、口試4分以上的考生都可以錄取），他幸運地被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錄取。
初出國門：感受中外差異，親歷“詐”彈襲擊
作為在中學時期就入黨、有著近50年黨齡的老黨員，又親眼見證了國家由落后到逐漸強大、從封閉走向開放的發展過程，蒲通的閱歷引起了青年代表們的興趣。蒲通講述了他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后，第一次走出國門的經歷和感受。那是在1986年9月，蒲通陪同江蘇省昆劇團赴法國巴黎參加巴黎秋季藝術節，巴黎秋季藝術節是一年一度的綜合性藝術活動，那一年的主賓國是中國。當時，國內派出了由越劇表演藝術家袁雪芬率領的上海越劇院和由昆曲表演藝術家張繼青擔任主演的江蘇省昆劇院，此外還有其他一些規模相對較小的項目，如貴州的地戲、四川的茶館表演團等。那時蒲通在原文化部外聯局歐洲處工作，他的任務是給江蘇省昆劇院《牡丹亭》演出團做翻譯。蒲通隨團先到巴黎，然后又到里昂、格勒諾布爾、安納西等城市演出，還去西班牙參加了馬德里藝術節。這次出訪給蒲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僅是因為第一次出國，也不僅是因為時間比較長，更為特殊的是，到巴黎的時候正好趕上幾天前發生了恐怖襲擊，恐怖分子在購物的高峰時段在一家商場門前引爆了炸彈，造成了人員傷亡。當時巴黎的公共場所都升級了安保級別，人們進入影劇院和商場都要接受檢查。盡管如此，中國藝術團的演出還是照常進行，受到法國觀眾的熱烈歡迎。
1986年的中國還處于改革開放的初期，與發達國家之間還存在著差距，但第一次走出國門，面對西方國家的發達與繁榮，蒲通并沒有十分驚訝。他反而覺得，差距雖然很大，但并非天壤之別、不可逾越，只要努力，是可以縮小，甚至趕上的。后來，隨著生活閱歷不斷豐富，他對國情和世情的認識也愈發全面深入，逐漸認識到，縮小差距，并不是一味尋求與西方一致，保持特性、善于創造尤為重要。在他看來，中國一方面不能妄自菲薄，要發揚優秀傳統，另一方面也不能妄自尊大，要虛心學習外國的一切好東西，為我所用，把自己的事情辦得更好。
蒲通還講述了這次出訪過程中的一個小插曲。藝術團參加完馬德里藝術節后又回到巴黎，計劃在巴黎休整一晚。第二天啟程回國。但就在奧利機場等待取行李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高喊：“快離開！快離開！”只見有人在行李傳送帶邊上拉起警戒帶，并把乘客驅離到很遠的地方。蒲通一打聽，才知道有一個包裹從傳送帶滾落，很長時間沒人動，十分可疑，于是有人報警，正在等待警方處理。警方排爆專家來了以后，又讓大家離得更遠一些，接著就把那個包裹引爆了。只聽“砰”的一聲，大家湊近一看，幾個南瓜被炸得粉碎，原來是虛驚一場。
兩任常駐：結緣浪漫法國，深耕中歐交流
在蒲通對外文化工作的生涯中，一共在國外常駐過兩任，第一任從1987年5月到1992年1月，第二任從2006年8月到2011年7月，都是在法國。蒲通覺得，只有很好掌握駐在國的語言才能正常有效地開展工作。對于第一次常駐的年輕干部來說，有經驗豐富的前輩傳幫帶，無疑能加速自身的成長。蒲通回憶起他動身赴法國常駐前，一位老同志向他傳授工作經驗，提醒他一定要注意收集信息，不僅要認真閱讀資料，而且要走出辦公室，多走、多看、多聽；不僅要看電視、看報紙，還要多聽別人講，出門能坐地鐵就不要開車，他都照做了，并受益匪淺。例如坐地鐵這一項，從進入地鐵站開始，各種各樣的信息就撲面而來，商品、電影、演出、展覽廣告以及和其他文化活動相關的各類信息極為豐富，候車的時候有充裕的時間閱讀。巴黎地鐵里經常推出一些公益性廣告，如紀念名人的誕辰和紀念日的招貼畫，不經意中豐富著你的知識。了解這些第一手的、鮮活的情況，一方面有利于跟法國人交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給國內提供資訊。再例如聽人講古這一項，也非常有用。要做好某項工作，一定要了解這項工作的歷史沿革、來龍去脈、跟這項工作有 關的人和事，這是開展工作的前提和條件。蒲通結合一些具體實例，告誡青年代表們，不要接手一項新的工作就想著另起爐灶，而是應該全面了解這項工作的歷史，如果因為不了解已經取得的進展，取得一點成績就沾沾自喜，那就無異于坐井觀天。只有了解以往，確定好自己的坐標，才能規劃好以后的努力方向。
蒲通認為，在國外工作其實就是做“人”的工作。通過多走、多看、多聽、多接觸，充分了解情況，做好日常積累，才可以做到既能跟國內的人民有共同語言，也能跟當地的合作伙伴有共同語言，做“人”的工作才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他表示，在與人合作的過程中，既不能在有求于人時放棄自己的原則和尊嚴，也不能在對方有困難求助于自己時斤斤計較，而是要根據實際情況，真誠地對待合作方，給對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如果確實超出當時的主客觀條件，也要與對方坦誠相見，說清楚，這樣才能建立起一種相互信任的良好合作關系。
應對挑戰：重視日常積累，遇事處變不驚
在蒲通第一任常駐期間，國內外形勢發生較大變化，外交工作面臨嚴重考驗。他表示，在外部形勢變化下，能夠做到處變不驚，且積極主動靈活適當地應對，有所作為，配合好外交工作大局，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日常工作的質量和各方面積累的厚度。
蒲通列舉了親身經歷的兩件事。第一件事發生在1989年，國內原計劃派兩個較大型藝術團于10月初到法國演出，一個是大連京劇團，從1989年9月下旬至1990年初巡演三個多月，另一個是武漢雜技團，從1989年10月初至12月底在巴黎駐場演出三個月。因為形勢的原因，國內一度考慮取消這兩個藝術團的訪法計劃，但時任駐法國大使周覺在慎重分析后認為，當時的形勢下，中法雙方唯有在文化上還保持著比較暢通的合作渠道，應當努力以文促政（政治關系），以文促經（經貿交流）。另一方面，接待這兩個藝術團的演出商都是文化處多年的老朋友，與中方在長期合作中建立了互信的基礎。由于和中方多年的友誼，他們承諾做好藝術團的接待工作，保證藝術團的安全和演出的正常秩序。綜合各方面因素，駐法國使館黨委認真研究后，認為這兩個藝術團可以也應該按計劃赴法，并正式向國內反饋了意見。
武漢雜技團抵法后，生活上得到了演出商無微不至的照顧，在巴黎的演出也是場場滿座。為做法國政商界的工作，周覺大使還自購演出票，邀請一些重要人士觀看演出。有一天晚上演出開始前，劇場工作人員將一男一女帶進后臺武漢雜技團團長夏菊花的包廂，男士是巴黎市副市長兼巴黎大區議會副主席，并說希拉克市長非常感謝周覺大使寄給他請柬和演出票，但是當晚有事來不了，十分遺憾，讓他代為出席觀看。他對夏菊花說：“你們來到巴黎，就當作到了家里，無論遇到什么困難和問題，你們可以隨時找巴黎市政府。”
大連京劇團則是在法國外省城市巡演，舟車勞頓比較辛苦，文化處就時常派人員開車去外地看望他們。為了鼓勵大連京劇團完成好演出任務，文化處向周覺大使建議，以他的名義，用帶國徽的卡片向演員們表達對圣誕節和元旦的祝福。文化處的工作人員冒著嚴寒，驅車幾百公里，把賀卡一張一張送到每一位演職人員手里，他們都非常感動，紛紛表示要珍藏起來。
以上兩個藝術團的演出非常順利圓滿，大連京劇團甚至還延長了兩個月。令蒲通印象尤為深刻的是，武漢雜技團在巴黎冬季馬戲館（19世紀中葉的古建筑）的最后一場演出。在演出結束，全體演員出場謝幕時，全場觀眾鼓掌不足以盡興，激動得跺起腳來。當時蒲通就在馬戲館最高一層的座位上，目睹此情此景，眼淚止不住地流下來。即便是現在回想起這兩個藝術團訪法的前前后后，演員們為國家和人民爭光的表現，仍然令他感動和自豪。
第二件事的主角是西藏歌舞團。那是在1991年，也就是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國內向西歐地區派了兩個歌舞團，一個團走南路，訪問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另一個團走北路，由才旦卓瑪擔任團長，訪問英國、法國和德國。走北路的歌舞團，總共出訪一個月，一頭在英國一個星期，一尾在德國一個星期，中間在法國兩個星期。蒲通當時在駐法國使館文化處負責藝術交流，安排西藏歌舞團訪法的具體工作自然落在了他的肩上。當時已經是他在使館工作的第四年，對當地的情況已經熟悉，也積累了一定的工作經驗，所以在面對困難的時候不再會發愁、犯怵，需要考慮的問題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做才能做得更好。在駐法國使館領導的高度重視下，在文化參贊充分信任和全力支持下，蒲通通過法方合作伙伴，比較妥善地安排了西藏歌舞團的訪演日程。兩個星期內，西藏歌舞團參加了兩個民間藝術節，在布列塔尼地區演出了三場，最后來到巴黎，在使館教育處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大廳各演出了一場，圓滿結束了巴黎之行。
西藏歌舞團訪法具有政治意義，遇到一些干擾是意料之中的事，作為代表使館隨團活動人員，必須對此保持警惕，做好應對準備，及時交涉處置，同時要與接待方密切合作，安排好歌舞團的演出和生活。其間，蒲通的精神高度集中，開車跟著歌舞團走了一路，排練演出、參觀游覽、吃飯住宿，都和團員們在一起，確保能隨時掌握新的情況，妥善做出反應。
蒲通認為，這兩個項目是他在第一任常駐時遇到的考驗比較大的項目。盡管為克服困難、完成任務付出了很多，但也得到了實實在在的鍛煉，為他后來在國內外從容應對挑戰打下了堅實基礎。
回顧過往：盤點重大事件，總結職業生涯
在蒲通兩次常駐之間，他出任原文化部外聯局領導，這期間參與了兩件大事，一是中法互辦文化年，他擔任組委會中方主席代表；二是他作為團長，率領由七八個部委的人員組成的中國代表團，參加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兩個重要公約的談判，一個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另一個是《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
蒲通說，這是他最值得記憶的兩件事，因為這兩件事的意義超出了事情本身。特別是“中法文化年”掀起了和歐洲國家文化交流的高潮，產生了一定的外溢效應，對中歐文化交流產生了重要、積極、正面的影響。在“中法文化年”的示范帶動下，“中國意大利文化年”“中國西班牙文化年”“中國希臘文化年”等紛紛得以實施。雖然后來中歐關系開始出現一些不和諧的聲音，遇到了一些坎坷和曲折，但他覺得做這些工作還是非常值得的，不能用短期的、功利的眼光來看待，而是應該把眼光放長遠，要看到中歐雙方都在文化交流中實現了互利共贏。他認為，“和平與發展”并沒有過時，依然是這個時代的基本特征，只要有利于和平與發展的事，就是有意義的。
回顧自己走過的道路，蒲通覺得有兩點特別值得慶幸：一是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年代，這是中國共產黨經歷千辛萬苦，流血犧牲實現的；二是生活在改革開放的年代，這是中國共產黨在總結了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和教訓，糾正自身失誤的基礎上所開創的。和平的年代使人民免于戰亂禍害、外敵入侵、顛沛流離，給了大家一個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學習環境；改革開放的年代則給個人和國家的發展提供了無限的可能。蒲通說，他能夠考上大學，并從事自己鐘愛的文化外交工作，就是完全受益于國家改革開放的政策。
展望未來：勉勵青年同志，寄語建黨百年
采訪臨近尾聲，蒲通語重心長地向青年代表們提出了期望：一是要深入了解自己所從事工作的歷史沿革和來龍去脈，二是無論是做人還是做事，一定要誠實，誠實是實事求是的基礎。
